二二六事件，又名“帝都不祥事件”或“不祥事件”，是指1936年2月26日发生于日本帝国的一次失败兵变，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意识形态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遭到扑灭，直接参与者多被处以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被调离中央职务，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本帝国军队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1

东京

二·二六事件

1936年2月26日

杀死两名内阁大臣和教育总监

以军部为首的法西斯逐步发展壮大

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的耕耘土地外，冬季则须进城作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有些农民，特别是长野县信浓川一带的山区农民，不得不全家人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我国东北的鸡西、勃利、桦南、依兰地区垦地谋生。

在城市，有劳动力的青年男女进厂作工，尽管十分勤劳，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本的向外侵略，日本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却愈益贫困化。

与日本劳苦大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上层人物及其政党，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广大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日本各财团势力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劳动群众，而且极力影响着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总之，此时的日本存在着资本主义贫者越贫、富者更富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着日本社会的各种病态，因而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的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的时间也最长。

社会背景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日本用大清支付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偿建成了八幡制铁所（现在的新日铁的前身）等工业设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

10年后，日本又在1905年赢得了日俄战争，虽然这次没有得到经济赔偿，但却让西方列强承认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当时日本一直在和西方列强交涉修改过去被迫和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但一直被西方列强所顽固拒绝，但在日本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后，英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同意修改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成了列强世界里的平等一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更是身列英美法日意五大协约战胜国，成为了一个列强大国。

但是，这个列强大国实际上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光鲜。当时日本的国威国力，确实比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没有解决或者找不到解决方法的国内问题却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明治初年相比并没有什么提高。

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带来的利益没有还原给老百姓，反而因为日俄战争的借款和一次大战后劳民伤财的西伯利亚出兵，更加增重了国民的负担。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景气影响日益扩大，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

1931年的物价比1925年下落了35%，国民收入和股价指数也下降了30%，工业生产下落了25%。在上升的就一样东西：失业人口。光1931年一年，日本全国工厂矿山就解雇工人76万。

当时的日本工业雇用人口基本上是农民的老二老三和女儿，没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农村老家。因而此时的日本农村更是惨不忍睹。1930年日本农业大丰收加上通货紧缩，两大主要农作物中的大米价格暴跌到一半以下，蚕茧价格更是跌倒了1/3以下。

但这种情况下，来自朝鲜、台湾的比日本本土便宜两成左右的殖民地大米还在冲击日本市场。“文革”后最早在中国公开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

帝国陆军内的派系之争

希特勒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并形成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的时候，亚洲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也开始抬头了。二二六事件是1936年（昭和11年）2月26日，在日本发生的陆军青年官兵反叛的事件，是一次由皇道派军人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政变失败使得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借机清理敌对的皇道派军人的政治势力。

少壮派军官的“起义”思想源由

日本陆军军官就其受到的教育可分成两种团体，一为毕业于陆军大学校者，二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者，前者由日本陆军的精英份子所构成，后者受限于传统，其晋升为高级军官的仕途向来都被遏止，从而形成了一股年轻、高度政治化的集团，被称作“少壮派军官”（日语：青年将校）。

这群少壮派军官认为国家面临的问题在于日本偏离了“国体”（指以天皇为中心所构成的国家秩序），“特权阶级”剥削人民，导致农村普遍贫困、天皇被欺瞒，权力被这些人篡夺、致使日本走向衰落，少壮派军官认为其解决之道即以70年前的“明治维新”为蓝本，来一场“昭和维新”，起义和消灭天皇身边的“邪恶臣子”，将权力交还给天皇。

天皇也会肃清西方思想与迫害人民者、恢复日本的国家繁荣。这些思想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之影响，原社会主义者北一辉的政治哲学（如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也发挥了相当大的煽动作用。

这些集团大小有别、组织松散，但大约有100名正规成员，且多驻于东京。少壮派军官的非正式领袖为前陆军少尉、北一辉政治思想弟子的西田税，该人于1920年代成为了民间民族主义者社团的重要成员，该人将陆军称作“国体原理派”（日语：国体原理派）。

1931年，日本发生了当时某种程度上最主要的政治暴力运动——“三月事件”与“十月事件”，帝国陆军与海军走向分裂，并终结了他们原本与民间民族主义者的联系。

尽管规模相对较小，少壮派的活动仍颇具影响力，在日军参谋本部和皇室中亦不乏同情者，如裕仁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就与西田和其他国体原理派领袖交好，且尽管少壮派激进地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时也积极地从那些试图自保的财阀领袖手中筹措非正规资金来活动。

国体原理派与皇道派之间的本质关系相当复杂，既可说是相同的，又可说是两者构成一个更大的团体。现代着作的解释将其归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团体，并可视作一个互惠互利的政治联盟，就相对关系来说，皇道派庇护着国体原理派，且给予了交换利益与情报的门路，可抑止过于激进的少壮军官之行动。

政治暴力运动

二二六事件也可说是由少壮派军官与其民族主义支持者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暴力运动的总爆发，尤其是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了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

“五一五事件”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很大程度上它促使更多少壮派军官利用部队来作为政变的工具，且此一事件同先前的三月和十月事件一样，主谋者皆被法庭从宽量刑。

二二六事件最直接的征兆为1934年时发生的“士官学校事件”，国体原理派重要成员的矶部浅一大尉和村中孝次大尉被控企图利用军校谋反而被捕。村中与矶部承认有对此类政变进行过讨论，但并未有任何将其付诸实施的计划。

军事法庭对该事件展开调查，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该政变确实存在，但村中与矶部两人仍获停职处分。两人都相信此事件是由统制派主导对皇道派年轻军官的一次攻击，因而在停职期间制作了名为《关于肃军之意见》（粛军に关する意见书）的小册子，并在军中流传着，还将统制派领袖的永田称作“首席反派”，后来村中与矶部两人被逐出了军队。

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仅存最后一位身居要职的皇道派军官——真崎甚三郎大将也被迫离开其职务，少壮派军官对此事十分愤慨，在历经荒木大将担任陆军大臣的失败后，真崎成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们仅存的希望，但该人又被迫去职，村中与矶部也发表了新的小册子，刊载攻击永田解职决定的文章。

1935年8月12日，爆发了“相泽事件”，国体原理派成员、真崎的好友陆军中校相泽三郎进入永田的办公室持刀杀害了永田，以报复后者对皇道派和国体原理派成员的压迫。

相泽自1936年1月下旬开始的公开审判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相泽本人以及国体原理派领导层也视其为发表政治诉求的机会，他们与法官相勾结，将审判转化为一场对外输送其意识形态的场合。相泽的支持者在媒体前赞扬相泽的“道德与爱国主义”，后者也因而被塑造成一位只想透过民族原则来革新军队的普通军人。

政变起因

自从1934年以后，由于统制派的主张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他们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1931年12月荒木贞夫就任陆军大臣后，皇道派的青年军官曾期待他实施“革新”，荒木也成为这些人的后台。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缘，才得以阻止青年军官卷入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这些军官有恃无恐、言行动辄越轨的后果。

1934年1月，荒木贞夫辞职，由林铣十郎大将接任陆军大臣。他得到宇垣派和南次郎派的支持，把统制派中坚人物永田铁山提升为军务局长和少将，这是仅次于陆军大臣和次长的实权职位。至此，统制派取代皇道派，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支配权。

在制订日本全国“统制化”的计划时，需要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知识，因此统制派幕僚曾向官僚、财界和学者求援，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接触。永田铁山就是这个接触网的中心人物。可以说，他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控制了军部以后，为保持军队上下一贯的统制、争取合法掌握政权，统制派不断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的政变阴谋，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

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统制派打击皇道派的行动并未就此停止。1935年7月，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调动就是免去了皇道派头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

罢免真崎得到了昭和天皇的暗中支持，他长期以来一直不满真崎对少壮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常识都没有”。

真崎下台后，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皇道派少壮军官把矛头指向了永田铁山。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来到东京陆军省，要求永田辞职，遭到拒绝。当他返回福山后，接到了调往台湾的调令，被激怒了的相泽遂决定刺杀永田。

1935年8月12日，他再次返回东京，身佩军刀，直接闯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当时，永田正在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会谈，见相泽杀气腾腾地闯进来，厉声喝道：“干什么的？”相泽并不答话，而是直接抽出军刀，向永田劈去。永田敏捷地避过了这一刀，跳起来向门口跑去，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精通剑术的相泽并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的背上。

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其钉在门板上，结果了永田的性命。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很难看，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准备下楼再去买顶帽子，直到这时才被闻讯赶来的宪兵抓住，此次事件被称为“相泽事件”。

刀劈永田铁山的事件令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为永田举行的隆重葬礼上，裕仁还令宫内省送去鲜花。

政变经过

政变策划

永田事件之后，统制派幕僚军官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于1935年12月趁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把第1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接着又命令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1师团调往满洲。第1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决定无异火上浇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冈田启介内阁因政友会提出不信任案而倒台，日本政局出现动荡。同时，第1师团军法会议开始公审相泽中佐。皇道派少壮军官错误分析了形势，认为公众舆论对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1师团将在3月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集团骨干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真崎对来者的意图甚为明了，但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为了从将来的麻烦中把自己撇情，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

矶部见对方避而不就，于是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穷，没有钱，但不知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了，说道：“就这些吗？如果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政变发生

政变开始

1936年2月25日，日本东京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将被鲜血染红。有人向警方告密，说：“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东北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要发动叛乱，刺杀政府要员。”日本当局十分紧张，草木皆兵。首相官邸的门窗用钢条加固，并安装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

1936年2月25日深夜，天降罕见鹅毛大雪，东京城一片寂静。26日凌晨5时，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带领千余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

袭击首相官邸击杀冈田首相的步兵第1联队机关枪中队，由其中队长栗原安秀中尉率领，共4个小队。即栗原自兼小队长的第1小队，池田俊彦少尉的第2小队，林八郎少尉的第3小队，尾岛健次郎上士的机枪小队。

该袭击队总共约300人，计有重机枪7挺，每挺子弹2000多发；轻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子弹10000多发；手枪20支，子弹共2000多发，以及发烟筒。

这个中队于26日晨4时30分从六本木以北的驻地向东，经溜池于5时到达首相府。各小队长命令部队上好刺刀。随之，栗原安秀指挥部队打开大门，林八郎的第3小队首先冲入院内，这时院内的警铃已响，担任警卫的村上嘉茂左卫门巡查部长、巡查馆喜代松、土井清松、清水与四郎即与攻击部队发生枪战，结果这4名警察全被林八郎的小队击毙。

首相冈田启介戏剧性地逃过了刺杀。叛军粟原中尉和一名宪兵一马当先冲到了首相官邸的正门，这时候，大门旁屋内的警察睡得正香，他们还没明白实怎么回事，就已经绑了起来。

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枪声惊醒了首相的秘书（也是首相的女婿），他急忙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不料警察早被叛军打退，逃之夭夭，首相秘书的电话半天没人接；秘书急得团团转，但是左思右想，除了求助，别无他法，只好再次给警视厅打电话，这次的电话倒是有人接，可惜那正是叛军。

秘书马上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可是宪兵队表示已经无能为力。秘书气得“啪”地一声把电话摔到地上。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的院子时，这位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73岁首相瘫在床上，宿命地说：“他们终于来了。”

但是，冈田的秘书兼妹夫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松尾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和一名警卫一起把他推进了洗澡间，然后跑到院子里，高呼“天皇万岁”。

由于松尾长相与冈田相似，因此叛军将他误认为是首相，负责带队的栗原中尉当即下令开枪将松尾打死。他不放心，又找来女佣辨认，女佣确认死者就是冈田。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救助下，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为吊唁人，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逃脱。

刺杀内大臣

袭击内大臣住处的是步兵第3联队的第1、第3中队各1部，由第1中队长长坂井直中尉指挥，约200人，有重机枪4挺，每挺子弹2000多发；步枪约130支，子弹约6000发；手枪10多支，子弹约500发，以及发烟筒等。

这位77岁的海军大将在头天晚上刚携妻子出席了美国大使格鲁举办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他还在酣睡之中。政变军人破门而入，被斋藤实的妻子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

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妻子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们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

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凶手们得手后，高呼三遍“天皇万岁”，然后呼啸而去。5时15分，这批激进分子离开了斋藤的住宅，开向皇宫西南附近的陆军省。

杀害教育总监

日军中的激进分子认为，在陆军会议上辨明真崎甚三郎私藏政变计划，心怀险恶，并继真崎甚三郎出任教育总监的渡边锭太郎大将是“统制派”的有力人物，应当将他铲除。

打死斋藤实以后，步兵第3联队第1中队的小队长高桥太郎、安田优率领部队约30人，带轻机枪4挺和若干步枪乘由市川运送野战重炮兵第7联队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的一辆卡车直开杉并区上荻洼的渡边住处。

渡边住室是日本式木房，当纸糊的活门被拉开后，激进分子即以手枪、机枪一齐对着里面开火。渡边锭太郎这个62岁的枯瘦老人拿起手枪勇敢的还击，但被机枪打成马蜂窝，从楼上滚下来。

高桥太郎少尉对已死的渡边怒气未消，拔出他的军刀砍下了渡边的头，然后才率部队去陆军省与在那里的坂井直第1中队会合。

财政大臣被害

财政（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的住宅，在皇宫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其东南距近卫步兵第3联队的营区仅400米左右的距离。高桥是清由于坚持削减上一年的巨额军费而遭到少壮派军官憎恨。

担任袭击高桥是清住处的是近卫步兵第3联队之第7中队，由中桥基明中尉、今泉义道少尉以及炮兵学校的学生中岛莞尔少尉率领。他们于早4时集合，携带4挺轻机枪、100多支步枪，约120人，在讲解了所执行之任务与昭和维新的关系，并历数了财政大臣袒护财团、搜刮平民百姓等罪行之后，规定了执行任务的方法。

随即将部队分为两部，一部由今泉义道指挥，向以东的皇宫方向警戒，以防皇宫内的近卫部队出动；一部由中桥基明、中岛莞尔率领，向财政大臣住处开进。

晨5时，到达高桥住宅的第7中队在其院墙外部署了严密的警戒之后，其余人员翻墙入院，抓住高桥家的管事人员，迫其领至二楼的高桥卧室。当叛军冲进他卧室的时候，这个悲惨的老人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

一名中尉一脚踢开他的被子，朝他一连开了数枪。紧接着另一名军官跳上去，挥起军刀一刀砍下高桥的右臂，既而又把刀刺进他的肚子里。恶狠狠地左右乱捅。

中桥直冲入卧室，掀开被子，高呼“天诛”，对着高桥连开三枪；其他人也用刺刀、军刀在他身上乱砍乱捅。高桥当场气绝身亡，凶手们随后彬彬有礼地对造成的混乱向高桥的家属道歉，说：“真是打扰了。”

侍从长被杀伤

在激进分子的心目中，日俄战争的海军英雄，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是和英美勾结的的代表。击杀铃木贯太郎的部队是由步兵第3联队的安藤辉三大尉率领。该中队出动了150人，加上机关枪中队共为204人。携带轻机枪5挺、重机枪4挺、步枪130多支，手枪10多支。这支部队于晨4时50分到达麴町三番町铃木的住处。

第1小队直接突至院内，第2小队则位于大门警戒，在院内及大门口各架起两挺重机枪。他们在侍从长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坚强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叛军冲进来时，铃木镇静地要大家安静，并问道：“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他和叛军谈了10多分钟，谈不下去了，铃木便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说：“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就打吧。”

上士永田走上前去，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说完连开三枪，一枪打空，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心脏而过。有人要求再补一枪，见铃木夫人扑到在丈夫身边高喊“别再打了，对老人你们也下的去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由于鹰子夫人是当代著名的教育家，还是昭和天皇的保姆，是天皇视若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人物，士兵没人敢动手，加上平素敬佩铃木为人的安藤大尉说“那太残忍了”。

然后喊道：“统统有，向铃木阁下行举枪礼”，说完就带队离开了铃木的官邸。安藤没有想到，身负重伤的铃木几天之后竟被人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对元老的袭击

前内大臣牧野伸显虽然已经75岁，又是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但激进分子认为他是昭和维新的死对头。当时牧野伸显住于东京西南较远的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击杀牧野的任务，由步兵第1联队之河野寿大尉组成八人的精干小分队前往执行。他们携带轻机枪3挺及步枪、手枪，于黑夜中乘两台出租汽车到达汤河原，随即在旅馆的前门、后门架上了机枪。

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显伯爵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以来仅存的一位元老，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也不愿意执行这一任务，见部下拒绝从命，便取消了这一行动。牧野伸显伯爵，这位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的后代，在政变发生时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休养。

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枪杀了领头的军官，叛军又枪杀了那个卫士，然后乘势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跑出来。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牧野伸显利用士兵抵抗所争取的时间，溜出旅馆后门。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

不久之后，火光照亮了峭壁，就像探照灯一样把牧野和和子照得清清楚楚。山下的叛军举起了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和子展开她自己的和服，挡到爷爷的面前。士兵们看到这种英勇的姿态，便把枪放下不打了。

封锁陆军省、参谋本部

日本陆军省，是陆上部队的军政机关，负责提出和实施国防政策，隶属政府；而参谋本部则是陆军的指挥机关，负责提出用兵方案和依照天皇旨意指挥调动部队作战，隶属天皇。

陆军省、参谋本部，位于紧靠皇宫西南侧的三宅坂台地上，陆军大臣的官邸亦在其附近。实际这里是陆军的中枢地区，因而在日本国内，有把“三宅坂”作为军方的代名词，如“三宅坂”的态度，即陆军的态度，亦如“霞关”动向，即指位于三宅坂东南约1公里霞关的外务省的动向一样。

包围陆军大臣官邸

封锁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包围陆相川岛义之大将官邸的是步兵第11中队约170人，由其代理中队长丹生诚忠中尉指挥。第1旅团的副官香田清真大尉和安藤辉三大尉、竹岛继夫中尉，原大尉村中孝次、原主计矶部浅一、山本又也随其行动，准备与陆军的机关和首脑进行联系和会谈。

这支部队携带两挺重机枪、4挺轻机枪、150支步枪。12支手枪，并带足了弹药。

丹生诚忠率其部队于26日晨4时20分离开步兵第1联队的营区，在向陆相官邸前进途经溜池一带时，听到攻击首相府的枪声，于是即加速步伐，于5时左右到达了陆相官邸。随之即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在这些地区的大门口，架上了机枪，派出了哨兵和战斗小分队；对通向这里的各条路口均派出步哨，禁止行人通过，违者即予以射击。

包围警视厅

考虑到警视厅的警察佩有武器，而且其位置在皇宫正门——樱田门的旁边，激进分子对该地使用了约500人的队伍，携带8挺重机枪，10余挺轻机枪，数十支手枪，数百支步枪。他们除了占据警视厅外，还准备根据情况突入皇宫。

26日晨4时30分，步兵第3联队的第3、第7、第10中队，由野中四郎大尉率领离开营区，5时到达警视厅前，随即派出部队封锁樱图门与法务省附近的几处通道，架起了机枪；并向三宅坂、虎之门、日比谷公园方向派出步哨，还在警视厅周围的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对警视厅进行了平面和立体的包围与封锁。进入院内的部队，当即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切断其对外、对内的联系，并向警察传达了起事的宗旨，要其停止行动。

总之，激进分子所率约1500人的部队，在2月26日天明之后，已经封锁和占领了皇宫西南的三宅坂、平河町、霞关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警察等国家权力中枢机关。

占领几处重要设施的计划在凌晨5时前就顺利完成了。政变军人先是占领了赤坂的山王饭店，清空了住在这里的客人，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将此地作为政变指挥本部。接着，政变部队顺利的控制了陆相官邸和霞关的警视厅。在陆相官邸，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谈判。

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杀活动已经全部结束。他们占领了东京五大报纸的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崛起宣言书》，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张贴“尊皇讨奸”、“七生报国”等标语，并勒令影院剧院关闭、电台停播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恐怖之中。

日本上层的活动

激进分子所率之部队形成上述占据态势后，即按预定计划，于2月26日早6时30分左右，派出第1旅团副官香田清贞大尉和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大尉为代表，在陆军大臣的官邸与川岛义之进行会谈，这帮人不顾他们还在吃奶的时候，川岛已经在战场上为国流血的事实，像训孙子一样的教训陆军大臣，说明此次起事之目的；要求撤换惩治军内“统制派”人物；要求任命“皇道派”首领担任重要军职；要求召集在各地的“皇道派”人物入京共商善后；要求陆军大臣将起事部队进行昭和维新、忠君爱国之本意上奏天皇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门外的激进分子及杀死渡边后到达这里的一部与附近的各部队，不住地高呼天皇万岁和高唱军歌。矶部浅一大尉是一个思想缜密又能适应环境的人，所以他的实际作用等于起事部队的参谋长。

陆军大臣告示

对日本陆军的领导，正常情况下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负责。此时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因病已回至东京西南的小田原，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刚被激进分子杀死，此时的陆军最高领导人，仅有川岛义之一人出面。

川岛义之是继林铣十郎于1935年9月5日任该职，他是“皇道派”、“统治派”均可接受的人物。

川岛义之接受起事部队代表的呈述，并于26日上午11时人宫上奏后，随之在宫内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三总部主要负责人、皇族代表会议，研究确定处理善后的步骤。下午3时20分，向起事部队下达了陆军大臣的告示，其内容为：

陆军大臣告示

2月26日午后3时20分于东京警备司令部

（一）关于起事之宗旨，已上达天听

（二）承认诸子之行动，为基于体现国体之诚意

（三）所提显现国体之真情（包括弊端）不甚惶恐

（四）各军事参议官已一致商定，依照上述宗旨实行

（五）其它有待圣谕

接着下午7时20分，由第1师团下令，占据樱图门外政府机关、军事机关的起事部队，即由第1联队长小藤惠大佐指挥，担任该地区之警备。

以上这些，对起事部队来说，似乎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而实际上参谋本部进行镇压起事部队的计划正在实施。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日军参谋本部的工作由参谋次长杉山元主持。对该事件，参谋本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作乱，是破坏部队的指挥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因而定下了“断乎弹压”的方针。

此时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已被起事部队占据，杉山元知道这一情况后，即移至紧靠皇宫北侧的宪兵司令部内，并同意参谋本部作战课提出、由作战班长冈本清福中佐一再坚持的镇压计划，即调第1师团驻甲府的步兵第49联队、驻佐仓的步兵第57联队、驻习志野（东京东郊）的战车第2联队以及驻宇都宫市第14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等，于当天先后进入东京市内。

接着于2月28日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一部与14师团另一部进入东京。27日上午8时20分，杉山元面见天皇，得到镇压的许可后，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近卫师团、第1师团下达了起事部队须撤离占据机关，返回营区的命令。

此时裕仁天皇在宫内亦表示：朕将亲率近卫师团以行镇压。

起事部队在2月28日上午9时左右，先后接到了须返回营区的命令，因而开始紧张。有的主张抵抗到底，有的主张自决，但最后还是作了反击的部署。

陆军犹豫

政变爆发40分钟后，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就从副官中岛铁藏少将那里得知出事的消息，他让中岛立即给天皇的贴身侍从甘露寺受长打电话。甘露寺连忙叫醒尚在睡梦中的裕仁天皇，简要汇报了局势突变的情况。裕仁一边嘟哝说“终于还是干起来了”，一边穿上缀有四颗星的陆军大元帅军服，起身前往皇宫政务室。

早6时，本庄繁、宫内大臣木户、内相汤浅、侍从次长广幡全都赶到皇宫，向天皇汇报情况。本庄已经吓得嘴唇上一丝血色都没有，他告诉裕仁，首相、藏相、内大臣和侍从长等重臣都已遭到袭击，生死不明。

36岁的天皇皱着眉头，气愤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恢复正常。”然而，本庄并没有按照裕仁的指示迅速镇压叛乱。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思想上同情叛乱军人，而且还因为他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大尉也卷进了叛乱活动。

上午9时，被香田大尉扣押在陆相官邸的川岛陆相在和政变军人谈得唇焦舌敝之后，终于获准赶到皇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并转达了叛军的七条要求：必须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和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为威慑俄国，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等等。

奏完之后，川岛趁势建议说，请陛下姑念起事者系奉陛下之名、秉承统帅之意去行动，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请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还没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说：“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立即执行，因为由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是由荒木和真崎所操纵的。川岛陆相根据参议官会议的决定，先是发了《陆军大臣告示》，要求政变部队自行返营，并伪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但是叛乱者坚决要求，在产生新内阁之前不能撤兵。

对于皇道派的叛乱，统制派的幕僚军官们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是由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他们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陆军虽不愿意，但还是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此外，在外地的第二师团长梅津美治郎和第六师团的谷寿夫、关东军副参谋长东条英机明确表示了坚决镇压的态度。

海军态度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观望态度相反，由于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三名海军大将遭到袭击。海军在第一时间内就定下了对政变坚决镇压的方针。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当天就召集幕僚，明确说明了镇压的态度。26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高桥三吉向正在土佐冲演习的舰队发布命令，要第一舰队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坂湾。当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的丰田副武咆哮“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来动手！”。

海军省办公楼前摆了一地的高压水龙，以防万一。海军陆战队奉命加强对海军各岸上设施，包括海军领导机关办公楼和退役高级将领私宅的警戒，另外还打算把天皇接到舰上，以免受陆军叛兵的挟持。26日下午，横须贺镇守府司令米内光政的第一水雷战队把陆战队经芝浦送上岸，堆起了沙包工事，摆出准备战斗的态势。

27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是在焦急不安中度过的。此时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东京湾，各舰都将炮口对准了陆上的叛军阵地。

“长门”号瞄准的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负责测定标的的第九分队分队长长光大尉用测距仪很细心地测出，从“长门”舰到国会议事堂的距离是19000米。加藤隆义统率的第二舰队也在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的带领下于27日上午9时许抵达大坂湾，开始实施警戒。

天皇愤怒

虽然海军已经把舰队开进了东京湾，但陆军还是迟迟按兵不动。愤怒的天皇几次将本庄召开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天皇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去平定叛乱！快快备马！”

裕仁天皇的焦急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刚刚获悉，在弘前第八师团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搭乘火车前往东京。秩父宫向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在思想上倾向与皇道派的主张，并因此与天皇对立，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如果他站到叛军一边，形势将更加难以控制。日本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有天皇之弟干下的篡位之事，多得不胜枚举，例如神武天皇的后继者绥靖天皇就是弑兄自立的。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宫内省派东京大学著名的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他在上越线的水上车站登上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并恳求秩父宫不可轻举妄动。秩父宫神色凝重地听着，一言不发。

火车一达到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了皇宫，与叛军隔离开来。见情势如此，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并做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

政变镇压

28日，在天皇的一再催促下，犹豫不决的军部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陆军次长杉山元得到天皇同意，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迅速使占据三宅坂的军官及部下撤离现场，归复各所属部队。奉敕命令随后正式传达给第1师团。戒严司令部决定29日完成镇压的准备工作，并开始讨伐叛军。

参加镇压政变的部队有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各7000人，另外从仙台和宇都宫调来了第2、第14师团所属部队6000人，总数近24000人。29日上午，荒木、真崎两位陆军大将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但遭到拒绝，戒严部队参谋石原莞尔将两名大将赶出了司令部。

在他们离开后，香椎司令官再次提出避免“皇军自相攻击”，但杉山元坚决不同意，要按天皇敕令以武力讨伐。东京街头的坦克车装上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NHK著名播音员中村宣读的《告军官士兵书》。

这份由戒严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称：“现在归复原队，仍为时不晚；抵抗者全部是逆贼，射杀勿论；你们的父母兄弟在为你们成为国贼而哭泣。”与此同时，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叛军此时已在严冬中坚持了3天，疲惫不堪，士气消沉。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纷纷脱离了叛军，返回原部队。策动叛乱的军官见大势已去，也未加以阻拦。这些军官随后被戒严部队拘捕，集中到陆军省大院。关押他们的统制派的军官冈村宁次预想并期待他们自尽，已让第一卫戍医院的护士兵准备好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想要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

政变处理

陆军首脑部吸取相泽案件公审的教训，对政变主谋实施军法审判，审判过程不公开，不设辩护律师，一审即终判。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的严厉。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名军官死刑。

有意思的是，宣判里一点没有提到谋杀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在幕后支持暴动的北一辉和西田税，以及砍杀永田的相泽三郎也被处死。其余的士官和士兵则被免予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的命令。

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的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在军部上层，在寺内寿一主持下，统制派也趁机进行了大规模人事“整肃”。

荒木、真崎和川岛陆相被解除现役，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至此，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结果

审判

军法会议之构成虽已确定，但如果像对相泽中佐的审判那样，采取优柔寡断之态度，则反将增多麻烦，此次军法会议之审判长和审判员需要委派刚正坚强的军官充任。——1936年3月1日，裕仁天皇对本庄繁大将所说。

3月4日，天皇签署法令，设置“特设军法会议”来审判政变参与者。1,483名叛军参与者皆被审问，但最终仅124人被起诉，包括19名军官、73名士官、19名士兵和10位民间人士，其中，所有的军官和43名士官、3名士兵以及全数被起诉的民间人士都被判有罪，审判程序共历时18个月。

对政变主谋者（19名军官、矶部、村中和两名民间人士）的主审于4月28日召开，这场审判是秘密进行的，被告不具法定代理、上诉、传换证人之权力。法官们也对于被告的动机与意图不表兴趣，仅强迫后者叙述事件的流程，与几个月前的相泽审判大不相同。被起诉的军官被控以叛乱罪，而他们则驳斥自己的行动已从陆军省宣布的事项中得到了许可，也与戒严部队有合作，也没有从大本营那里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6月4日，陪审团正式裁定，7月5日，正式宣布判决，全数有罪，共17人判处死刑。

依照被告身份与行动区别，法庭开了四场以上的审判来处置涉案者叛军，一为行刺斋藤、渡边以及袭击警视厅的士官，二为行刺冈田、高桥、铃木以及袭击陆军省的士官，三为所有涉案的士兵们，四为行刺牧野的一名士官和六名民间人士的案子。

另外还有37人虽未直接涉案，却被控以支持叛乱，其中24人被判有罪，刑责从终身监禁到罚款45日圆不等，较引人注目者为山口一太郎（终身监禁）、斋藤浏（五年有期徒刑）和满井佐吉（三年有期徒刑）三人的判处结果。

北和西田两人也被指为叛乱领导人，法庭专开一庭来审理本案，但这两人在事件中只有间接参与（主要是透过电话表示支持）的程度而已，军事法庭首席法官吉田悳少将也对陆军省的指控表示不认同，但当时陆军省内部已为统制派所控制，后来吉田收到了另一位法官的信，后者写道无论证据是否不足，这两个人都非死不可。

吉田后来写道北与西田的作用为“帮助主谋者的利敌行为”，作为“略有利敌或对我军稍有不利”，“其最高限度为三年与极刑的中等以下之惩罚”，但是因为有来自陆军领导机关的指示，遂不得不枉法宣判死刑。1937年8月14日，北和西田被判处死刑。

唯一一位被起诉涉案的陆军高级将领为真崎大将，他被控与叛军勾结。尽管真崎的证词显示出该人的有罪立场，但他最终在1937年9月25日被判无罪，此一结果主要是受到于6月接任接任总理职务的近卫文麿的影响所致。

1937年7月15日，15名叛军军官于涩谷军事监狱内枪决。矶部与村中两人的处决则被推延，以使其可在北与西田的案子中作证。8月14日，矶部、村中、北、西田同样于涩谷枪决身亡。

政府结构异动

尽管二二六事件的政变没有成功，但依旧对整个日本政府和军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月9日，冈田内阁解体，后由冈田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任新总理，组织新内阁。

不过因为受到新任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的压力，广田不得不做出一些人事上的让步，例如选择有田八郎为外务大臣，而非自己看好的吉田茂。此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原先内阁成员中的陆海军大臣职务规定必须是由退役的大将所担任，而此一制度的回复使得现役的陆军大臣和军方利益挂勾，只要与军方的观点相冲突，后者即可让陆军大臣请辞，迫使内阁进行重组，并拒绝派出该职位的继任者。

换句话说，内阁是否能维持全受到军方所影响。事实上，后来广田内阁组成不满一年后，军方即使寺内辞职，内阁也因此解散了。

陆军内部的派系清洗

尽管高级将领里只有真崎一人被指控与叛军勾结，皇道派仍因本事件而受到极大的损害，从此便一蹶不振。在寺内的主导下，“革新幕僚”们（尤其是石原和武藤最为活跃）开始在军队中进行清洗。

陆军共12名大将中有9人于4月底被退出现役，包括皇道派领袖荒木、真崎、川岛和本庄。另外其他对皇道派和政变行动抱持同情态度的也同样剥夺其现役身份，或调到离首都偏远、无法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地区任职，如山下、香椎、小富士、堀、桥本虎之助和柳川平助等。

其他的军官，即便不是皇道派者也被限制了权力，以消除皇道派在军中的剩余影响力，几乎每一位曾对叛军表达支持的高级将领都受到影响。

历史影响

“二二六兵变”以统制派的全胜而胜利的结果，也带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特殊标志：就是参谋们在军内爬上了近于变态的高位，可以说“二二六兵变”是参谋军官们的胜利。“

二二六兵变”本身被镇压下去了，随之而来的“肃军”运动使得“统制派”完全控制了陆军，极右翼的皇道派虽然从此一蹶不振，但政党政治也从此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政府也就沦落成为军部的一件工具，以后的日本就在军部的带领下全力以赴地冲向了侵略战争，一直到全国毁灭的终点。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少壮军官发动的最后一次军事政变。以该事件为契机，冈田启介内阁辞职，军部以血腥的镇压手段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广田弘毅组阁后，在陆军大臣侯选人寺内寿一大将的强硬要求下，同意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皇道派和统制派开始进行了融合最终统一在了一起，军人遂掌握了随时可以使内阁倒台的大权。此后，日本迅速走向军部法西斯专政的道路。

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人都同意，“二二六兵变事件”在日本现代史上是一次最大的政治事件。

政变影响

讽刺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例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因为同属法西斯派别的统制派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而且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法西斯集团所控制。

对于日本陆军在二二六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在随后日本法西斯化中的作用，抱有左派观点的井上成美海军大将在日本投降前曾经有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讲话：“陆军动辄把自己大肆吹嘘成什么‘皇国的中流砥柱’，事实上，正是陆军……最终把日本拖入了灾难。所谓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国的黄河上有几块挺立在河中、顽固阻挡潮流前进的顽石。从这个意思去理解的话，陆军也不愧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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