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在浙江绍兴境内受歧视的一部分平民。堕民，是绍兴戏曲的主要从业者，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之一种。堕民又称“怯邻户”，明代称“丐户”，后世称为“堕民”。堕民聚居于浙江绍兴，与南方水上居民的浙江绍兴蛋户、安徽依附于大家族的佃仆、北方为官府服役的乐户等一样被人歧视的区域化贱民，他们无法与四民通婚杂居，也不准入学科考捐官，世代从事贱业，他们拥有一种“堕民业”的产业，即有权在四民的四时八节、红白喜事时以各种讨彩头为名目讨取赏物、赏钱。

堕民

丐户、惰民、惰贫、怯邻户

中国

汉族

浙江绍兴

平民

无

释义

堕民又称“怯邻户”，在绍兴亦称“丐户”或“乐户”。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之一种，不许与一般平民通婚，亦不许应科举，多任婚丧喜庆杂役等事。1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之一种，不得与一般平民削籍和通婚，与平民同列。堕民亦不许应科举，多任婚丧喜庆杂役等事。

堕民虽与一般平民毗邻相处，然习俗殊异，地位低下，一直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度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堕民获得新生，与一般居民的界线完全消失，地位完全平等。

明代沈德符《敝帚轩剩语.丐户》：“今绍兴有丐户者，俗名大贫，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或云本名惰民，讹为此称。其人在里巷间，任猥下杂役，主办吉凶及牙侩之属，其妻入大家为栉工，及婚姻事执保监诸职，如吴所谓伴婆者......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即积镪巨富，禁不得纳赀为官吏。”

《清稗类钞.奴婢类.喜婆》：“绍兴有堕民巷者，居方里，男为乐户，女为喜婆。齐民婚姻，则其男歌唱，其妇扶持新娘梳妆拜谒，立侍房闼如婢，新娘就寝始出，谓之喜婆，能迎合人意，各遂其欢。服役之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顶替，彼此买卖，皆有契券。婚嫁、祭祀外，常时则以说媒、售衣锦为业。”

历史考证

元灾宋后，将俘虏及罪人集中于浙江绍兴等地，称之为“怯邻户”，明代又称为“丐户”，后世称为“堕民”。一说南宋时金军南下，宋将焦光瓒率部投降，宋人引以为耻，乃贬其部为“堕民”。又，尚有明初设置之说，其成员系张士诚、方国珍的部属。长期被视作“贱民”之一，不得与一般平民削籍，与平民同列。

明沈德符《敝帚轩剩语.丐户》：“今浙江绍兴有丐户者，俗名大贫，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或云本名惰民，讹为此称。其人在里巷间，任猥下杂役，主办吉凶及牙侩之属，其妻入大家为栉工，及婚姻事执保监诸职，如吴所谓伴婆者......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即积镪巨富，禁不得纳赀为官吏。”《清稗类钞.奴婢类.喜婆》：“浙江绍兴有堕民巷者。

由来

堕民之由来，古无可考。但传说甚多，流行于绍兴者不下十数种。

于越时“野合之后”说。

清人茹敦和《越言释·上》载：“颇闻句践时，简国中之寡妇淫佚者，则皆输山上（指蜀阜山，一名独妇山），或者支流蔓延，遂成此一种乎？”故绍郡八邑，宁、台、金、衢、严、处和徽州等古越地均有堕民。

春秋战国“降民”说。

《战国策》：“安陵君曰：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即以城降人者）亡子（即叛逃者的子孙）不得与焉’”。《说苑》：“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即谓“降民”受歧视，经久延而为贱民，届时，各国皆然。

西汉“不臣之民”说。

传说绍兴州山项时里，是项羽发迹之地。项羽率八千子弟兵渡江入关，逐鹿中原。及乌江战败，子弟在项里者，抱田横五百义士之慨，誓不臣汉，叔孙通（先不项羽部属，后归刘邦，任博士，称稷嗣君）与儒生共立朝仪，抚之不降，杀之不忍，遂视为不臣之民，任其自存。

唐朝“乐师被遣”说。

绍兴安昌镇流传：堕民先辈，原为唐明皇宫廷乐师。安史之乱平息后，梨园子弟以“乐而忘忧”罪，被遣为“堕乐”而流落江南。为度命，唱“度曲”以度日，人称“度民”。“堕”与“度”为一声之转。堕民或即是“度民”亦未可知。当时著名宫廷乐师李龟年也同遭厄运。《明皇杂录》云：“（乐工李龟年）特承顾遇，大起等宅。……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淹泣罢酒。”

宋朝焦光瓒部“叛宋降金”被贬说。

据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云：“南宋初，金兵南下，宋将焦光瓒率部降之，及金兵退，宋人耻其降，遂贬其众为堕民。”顾炎武《日知录·降臣》条注云：“今浙江绍兴府有一种谓之惰民，世为贱业，不敢与齐民齿。《志》云：‘其先宋将焦光瓒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元朝贬宋皇室、功臣子孙为“大贫”说。

明洪武四年八月铜牌竖于绍兴府桥上云：“朕登基以来，只知一体良民，唯有江南宋室忠臣子孙，昔被元主贬为堕民，辱贱无地……”予以削籍。《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未刊稿本）载：“元主登基，大臣张洪范出奏招聘宋臣。元主见本，龙颜大怒，准贬堕民。张洪范又奏：可将宋臣散于八府为民，免其同心蓄谋，赐田千顷，自耕自种，永免皇粮，以安其心。元主依奏，将宋臣散于金、衢、严、处、宁、绍、温、台八府……贬为大贫。百人欺十，十人欺，以致辱贱。”另一传说是宋亡之后，赵氏王子皇孙，见哀于人民间，婚丧岁时，以青衣侑食，丝竹娱人。多不事生产，日流于惰，故被称“惰民”。民国时，秦人所着《杭甬段沿浅的特殊民族——堕民》，亦持此说。

明朝贬元将后裔与元兵“愿世为汉人奴”说。

张家驹《堕民调查》云：“裘、易、干（疑为阚字之误）、柯、应、苏六姓，系前元朝名将，忠于元帝，不愿投明，致为明太祖所戮，其后裔贬为‘堕民’。又云：此系永福坊（即今越城区永福街一带）耆老所说。”杨祖谋先生也认为“堕民”为元未长技可以谋生，乃渐以乐户为业，犹民初八旗子弟以玩票下海与笼鸟待沽者然。《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未刊稿本）称：“元亡时，绍兴及属县一带有蒙古兵千余人驻防，将被戮，哀示免死，愿世为汉人奴。不齿齐民，禁与考试，故称‘堕民’。”

明朝贬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部属为“丐户”说。

《辞海·堕民》条云：“此外尚有明初设置之说，其成员传系张士诚、方国珍的部属。”鲁迅在《准风月谈·我谈“堕民”》中也有“……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民国冯巽占《畲民·堕民·九姓渔户考》云：堕民系“明初俘陈友谅之部族，编之为‘丐户’者。”

此外，还有一种权臣、奸臣“不令齿叙”说。

《旧唐书》：“贞观七年正有戊子，太宗诏曰：‘禁锢宇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等子孙，不令齿叙’。”

《清波杂志》卷二有云：“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宋）高宗即位，赦书：一应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王师成、谭稹及其子孙，皆误国害民之人，见流窜者更不收叙。”

上述诸说，未必完全，亦不可成为确据，但不难看出，堕民皆系因故被贬而形成之“贱民”，非一朝特有。旧之“堕民”日久除籍，新之“堕民”又被贬而生。

地位

堕民既属被贬之辈，故向为官府所歧视，四民所不齿。堕民被摈受辱情状，绍兴较为典型。

不准入籍清《道光会稽县志稿》：“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郑公盾《浙东堕民采访记》：“元分人民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即丐户），实际上打入‘另册’。”

划地而居堕民住处被严格规定，不得愈越。绍兴城内集中居于“三埭街”，即永福街、唐皇街与学士街。城外则分别聚居于偏门外牛角湾，昌安门外廿一堡，东关（现属上虞）中天花，汤浦（现属上虞）寺山，皋埠玉带桥，马山坊里，齐贤柘林、羊石岸头，南池雾露桥，漓渚九板桥，柯桥蔡堰、柯山下，华舍韩弄，安昌彭家溇，斗门戚墅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部原奏》载：“群萃州处，自为种类，不得与齐民齿”。一如清代杭州之旗下，所不同者，旗下是不准平民搬进去住；而堕民是官府不准其搬出来住。平民纵使穷困到家无住处，也宁愿“倒庙角“（即庵堂、庙宇的屋角）。

定制而服堕民服饰也有定规。“帽以狗头，裙以横布，不长衫”。女堕民称“老螨”（亦作嫚），未出嫁者称“螨线”（越人称幼鳗曰“鳗线”，此处以鳗线谐“螨线”，即幼嫚之谓），只能着黑色衣裤，系玄色围裙。出门时梳“老螨头”（把发髻梳在一个架子上，高四五寸，朝天翘起望去很像一个“母”字），挽一只方底圆盖“老螨篮”。

自为婚姻堕民之个只能娶堕民之女，不得与四民通婚。清《嘉庆山阴县志》载：“不得与平民相为婚姻”。沈德符《野获编》亦云：“女不许缠足，自相匹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四民虽穷至不有举火，也耻与为伍，更不屑与之联姻，所以堕民在绍兴只有孙、郑、裘、叶、严、柯、苏、彭、金、钱、周、张、陈、胡、汪、章、戚、王等十几姓。

不得衣冠旧时统治者惟恐堕民应试为官，玷辱宫墙，不准堕民子弟监捐应试。沈德符《野获编》：“男不许读书，……即钱财巨万，不得纳为官吏。”清代《学政全书》严格规定，“倡优隶卒之家，侥幸出身，访出严行究问斥革”。乾隆年间，绍兴府曾有过一件公案：堕民子弟胡楚珩悬挂同姓举人胡文锐匾额，合君之人以胡楚珩陋习未改，有玷斯文，致启衅端。官府竟将有依律杖流。

职业

堕民求业备受限制，平民居业不得占，还被污蔑为“内外率习污贱无赖”。

鼓吹演唱在诸多“贱业”中，鼓吹歌唱，扮弄演剧即是“堕民”的主业（之一）。“堕民”演戏，其事颇吉。明·万历《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载：

有乐户十余姓，业鼓吹歌舞役，自相婚配。男、妇多听大空使令，凡饮宴率用之行酒。游侠之徒，多聚饮于其家，使用权其女供歌唱……其俗唯衣食于歌唱，遇收成则求谷米。

“堕民”世世代代以唱戏为业，他们的子弟从孩提之时起，或弄丝吹竹，或练嗓学唱，准备着承接父兄的职业，稍稍面长，即随父兄的搭班去戏班跟随打杂，观摩学习，增长见识。“堕民”中多的是戏曲世家。“堕民”既是绍兴调腔班的台柱，也是绍兴乱弹班的台柱，数百年来，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在绍兴的戏曲园地里辛勤耕耘。

越俗有谚语说：“头戴纸糊盔，锣鼓仗虎威；金线包穷骨，生就讨饭坯。”创造和承传着绚丽多姿的绍兴戏曲文化的，就是这样一帮社会地位极其卑下、因被剥夺文化学习的权利而目不识丁或略能认字的“戏子”——“堕民”艺人。

“堕民”从事的戏艺，笼统地说，是鼓吹歌唱、扮弄演剧，一种是不扮演的吹打坐唱，一种是扮演的戏弄、戏文。

不扮演的吹打坐唱，按其人数组合以及装饰规模的不同，而有三种不同的称谓：“鼓手”、“清音”、“大棚清音”，他们受雇于绍兴民间的结婚、做寿、添丁或丧事人家。雇用何等唱班，全在主人家的家境及阔绰程度。

“堕民”戏艺中扮演的演出也有作为民间风俗、类似戏弄的形式，如万历《会稽县志》所载的“打夜狐——方言跳鬼”，又如《鄞县新志》（光绪年间绍兴人董沛修）所载：“腊月，堕民戴钟旭巾，红须，持剑到各家驱魔鬼谓之跳灶王。”而主要的、大量的、影响广泛的戏艺活动则为演出戏文。在演唱过程中，一些嗓音独好，演技超群者，则成为绍剧舞台撑门柱，对繁荣与发展绍剧有过卓越贡献。

买卖破布挑一副箩担，沿门吆喝，以针、扣、砂炒豆等廉价物品，换取零星碎布、边角废料以至烂袋败絮，然后转卖给开设于斜桥直街、“三埭街”、月池坊一带破布店。破布店也是堕民所开，由一些临时工，将破布加以洗漂蒸晒，然后交女工铺迭成件，门庄零拆，以斤论量（不用尺量），用来做布鞋里膀（俗称“布箔”）、垫成鞋底、制成拖帚出售。大宗破布还外销福建、江西及本省金、衢、严、处等地，作造纸原料。甚至发至上海“走洋庄”，成为织造业、造纸业和化工业原料。

制售饴糖收取各有米店碎米（俗称米粞）、受潮谷子、玉米等加以大、小麦，经发酵熬成米黄色饴糖，名曰“堕民糖”，再杂以芝麻、玫瑰等制成糖饼、秤管糖与玫瑰糖，下垫竹箬，供给主顾人家祭灶之用。

收头发、鸭毛沿门挨户向理发店或农家村户收购头发和鸭毛、鹅毛。头发经过洗涤挑选，长者制成假发、头套出售，鹅毛可以制成羽扇。还有将此种禽羽运销至杭州湖墅一带之毛骨店，用作毛毯原料。

开棕绳店向农家、渔家、船家收购旧蓑衣，经过拆拣，捻成棕绳，转售给棕棚店、衰衣店，销路甚大。

做“叫子”抛“阁富”唢呐必须配有“叫子”。叫子系用一小段草芯，拦腰扎以细铜丝而制成。此行并非人人做得，旧时全绍兴只有5号叫子店，所做叫子除供应附近戏班、唱班、和尚、道士之外，大宗则运至绍兴、上海等地销售。“阁富”又名“竹灯檠”，以细竹拗成，形同小型圆背椅子。旧时上面搁一只瓷蝶，注以菜油，燃以灯芯，用来照明。然绍兴人用阁富似乎不在照明，而另有两个特殊用处：一是每年腊月祭灶时，家家都需阁富一个，外糊红绿彩纸，算作灶王坐轿；二是盖新屋时，正梁两端均需悬阁富以镇邪。

钓田鸡春夏秋三季，去田野池边钓捕青蛙（俗称田鸡），卖给酒楼饭馆和居民作菜肴。故有“田鸡服堕民手”之谚。

做喜娘女性堕民，俗称“老嫚”，谑称“捻线老嫚”。平时以打棕绳、捻发线为业，以补家用。主要收入则在于为喜庆人爱服劳役，故又称“喜娘”、“喜婆”，四民婚嫁时，老嫚必定准时赶到，男家称“主顾老嫚”，女家叫“送嫁老嫚”。主顾老嫚除服侍新郎之外，凡剥莲子、舂杏酪、煽茶冲开水、扶拜等等，件件都做。送嫁老嫚就比较轻松，专职在新房值差，服侍新嫁娘。老嫚在任何场合均须奴颜婢膝，“笑脸赔尽，好话讲尽”，处置有“礼”。

对年老者必尊称“老太爷”、“老太太”、“太太”、“奶奶”；对中青年则嬉呼“少爷”、“少奶奶”；对年幼者妮称“阿官”、“小姐”。为讨好主顾家，往往别出心裁，玩弄种种花样，作出离奇姿态，使得主顾家一团和气，博得主人欢心，绍兴人戏称此为“捻线”、“会捻线”。由于“会捻线”，往往获得较多赏钱，甚至一年四季都可以向主顾家索取各种名目之“节赏”。此为“堕民”、“老嫚”生财之道。主顾家为其“恒产”，户数多少，是表示其贫富程度，可以世代相传，亦可以自由买卖，但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随意转让、出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堕民”与“诸民”之间的鸿沟消失，“诸民”的子女亦多有加入剧团，以演戏为业。演戏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从业者亦被称为“革命文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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